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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期 内 容

自2020年初开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在全球肆虐，因此，许多病毒学家将工作重心转移至SARS-CoV-2冠状病毒的研究上。作为孟菲斯田纳西州大学健康科学中心区域生物防护实验室主任及宿主-病原体系统研究所主任，Colleen Jonsson博士也参与其中。

30多年来，Jonsson博士始终致力于研究人类高致病性病毒。她曾带领团队开展过若干个跨机构合作项目，采用高通量筛选技术获得了可用于治疗的小分子抗病毒药物。目前，她正在采用相同技术探索SARS-CoV-2的抗病毒疗法。

通过药物再利用筛选确定SARS-CoV-2进入抑制剂：

早在2005年，Jonsson博士便首次建立了高通量筛选模型来探索抗SARS-CoV-1（SARS-CoV-2的近亲）的小分子药物。2002年，起源于蝙蝠的SARS-CoV-1在人类中引发了严重的呼吸系统疾病，这场全球性疫情在2003年才彻底结束。Jonsson博士带领其团队耗时3-4个月优化筛选模型、在不同条件下采用不同试剂进行检测，以获得最佳信噪比和信背比。（最终使用了CellTiter-Glo^® Luminescent Cell Viability Assay，该试剂盒具有最佳线性范围。）努力终将获得回报，他们成功确定了几种能够有效抑制SARS-CoV-1细胞病变效应的新型化合物。在接下来的几年里，Jonsson博士及其团队运用这些知识创建了其他病毒的高通量筛选模型，如西尼罗病毒、委内瑞拉马脑炎病毒和马雅罗病毒等。

Jonsson博士采用细胞活性检测技术，通过高通量筛选模型来确定小分子化合物是否抑制了病毒诱导的细胞死亡。然而，他们的成功不仅局限于此，他们还发现了其他靶向病毒通路。Jonsson博士曾说道：“有人认为，如果只检测细胞死亡情况，那么只能发现抑制细胞死亡的抑制剂。而我们却发现了许多具有其他功能的小分子化合物”。例如，他们通过流感病毒筛选模型发现了一种能够阻止核衣壳出核的小分子化合物。Jonsson博士的筛选模型可以帮助人们理解病毒在细胞中的作用机制。

2020年3月，当新冠疫情在美国爆发时，Jonsson博士的实验室立即开展了针对SARS-CoV-2的研究工作。凭借以往经验，Jonsson博士及其团队在短短两周内便成功创建高通量筛选模型来确定抗SARS-CoV-2的小分子化合物！她还与世界各地不同机构的其他六名研究人员建立了合作关系，帮助他们筛选小分子化合物。Jonsson博士称：“为实现目标，我们团队的所有研究人员都付出了巨大努力，兢兢业业、尽心尽力。我们竭尽全力地工作，为的是取得研究进展。我们将继续努力，发现更多小分子化合物。”

我们会找到一种可以治愈COVID-19的小分子抗病毒药物吗? 据Jonsson博士称，想要获得治愈COVID-19的小分子抗病毒化合物并不容易。因为该疾病在不同阶段具有很大的变异性，而且存在多种不同分型。因此，我们需要在不同阶段使用不同药物。Jonsson博士称：“事实证明，每个阶段都有疗效相对较好的适用药物；如果有一种药物能在所有阶段都发挥疗效，那就太好了，但我不知道这是否能实现。”每个人都可能有各自的潜在疾病，因此不同的人对同一种病毒的反应可能会大相径庭，这使得治疗更加困难。

尽管目前Jonsson博士团队的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SARS-CoV-2的研究工作上，但针对其他病毒的研究工作从未停止。他们最近完成了针对马雅罗病毒的化合物筛选。玛雅罗病毒由蚊子传播，与登革热和寨卡病毒有关。当被问及为什么要研究这种鲜为人知的、在中美及南美鲜有人感染的病毒时，Jonsson博士回答说：“因为马雅罗病毒可能会成为下一个寨卡病毒。”寨卡病毒起源于美洲，随后迅速传播至全球几十个国家，在2013-2016年间，感染者数量达数百万人。Jonsson博士希望通过建立筛选模型来确定一系列小分子抗病毒化合物，在疫情爆发之前做好准备。科研人员可以利用这些小分子化合物实现快速筛选，并了解病毒的作用机制。掌握了这些信息，我们将能更从容地应对下一次大规模的疫情爆发。

尽管我们在后COVID时代面临诸多挑战，但我们更欣慰地看到世界各地的科学家联手共同抗击疫情。Jonsson博士认为，本次疫情促进了许多新合作和跨学科研究，这些合作和研究可能在本次疫情爆发之前并不存在。最后，Jonsson博士称：“我相信每个人都渴望找到COVID-19的治疗方法，这是我们所亟需的。我们应该携手并进，实现这一目标。看到这些科学家的奉献精神，我对他们的成功充满希望。”